她是富家千金,却花10年揭露性侵真相
知之

她是富家千金,却花10年揭露性侵真相

2020年07月08日 17:12:26
来源:凤凰网知之 作者:一条

在东亚社会,每发生一场性侵案件,总会提到一个高频词——“熔炉”。

对于《熔炉》,你知道多少?一部改写了韩国历史的电影,在豆瓣电影全球排行榜上高达第18名;一本改编自真实事件的小说,推翻了韩国的法律;还是一个不忍心读第二遍的故事?

《熔炉》电影剧照

小说作者孔枝泳

今年是小说《熔炉》出版十周年,我们与作者孔枝泳连线,当她回忆起决定与真相站在同一阵营那一刻开始,如何与富家千金的身份割离;如何在写作时遭受人身威胁;又为何经历了七年的创作空白期……

熔炉十年后,世界变好了吗?

撰文 | 谭伊白

《熔炉》电影海报

2006年的一天,韩国首尔,43岁的孔枝泳翻开报纸,看到一篇简短的新闻,报道光州一所听障儿童寄宿学校里的性侵案件。

校长和总务主任在内的10余名教职工,长期性侵听障学生,却因为加害者权势太大,在判决中被无罪释放。记者这样描述最后判决日的法庭现场:“被告判处轻刑,并得以缓刑,翻译成手语的瞬间,法庭内充满了听障人士发出的惊呼声。”

孔枝泳被这一段话震动了,她仿佛能听见听障者的喊叫,这一行文字似乎已经印在她人生中一年时间之久。她坐不住了,马上行动,跑去了事发地光州。用写作将真相还原。

听障儿童家长示威

小说出版后的十年间,韩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011年9月,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共有570万人看了这部电影,数百万人在网上发起案件重启调查的请愿;

同年10月,韩国国会通过《熔炉法》,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小说名命名的法律,切实改变了儿童性侵的法条;

2012年,涉案学校被关闭,涉案教师重新被起诉。

电影中的听障儿童们

于是,“熔炉”这个词有了新的意义,它常被用在性犯罪、性侵害有关的事件中,在中文报道中也经常被引用,比如“某地版熔炉”这样的用词。

其实韩国一直有着文学推动社会发展的传统,比如1960年小说家崔仁勋的《广场》、1971年黄皙暎的《客地》以及不久前轰动东亚社会的赵南柱作品《82年生的金智英》。

孔枝泳因为《熔炉》等多部触及社会问题的小说,被称为“韩国文学的自尊心”,并多次被韩国网民投票为“能代表韩国的作家第一名”。

今年6月,十周年版《熔炉》在国内上市。

《熔炉》出版十年后,今年57岁的孔枝泳经历了三段都不太完满的婚姻,现在三个孩子在各地打拼,她自己一个人搬离了首尔老家,住在韩国南部智异山的山脚下,正在为新的散文集做最后的收尾。

与我们视频连线时,孔枝泳笑眼盈盈,聊起跌宕起伏的人生和从写作中记住的真实,温柔却坚定。她在以一名文学作者、一名女性的身份不停发声、不停质问,熔炉十年后,世界变好了吗?

以下是孔枝泳的自述。

孔枝泳接受一条专访

我写小说已经满20年了。很奇怪,对人生了解越多,就会对人越失望;但更奇怪的是,与这失望相当的对于人类的敬畏、想反抗的力量却在我体内滋长。

面对现实社会无力的我,写作是我和世界抗争的唯一方法。

电影剧照

代表世界上99%的人抗争

10多年前,在报纸上看到听障学校的性侵新闻时,我觉得太讽刺了,因为事发地光州是韩国的民主圣地。

当时是三审过后,审判都结束了的状态,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去采访的。我那时想,即使现实中不能推翻审判结果,我也要去了解孩子们遭受性暴力的事实。

事发学校原型 光州仁和特殊教育学校

在和孩子们相处的10天里,我什么都不敢问,也不敢说,怕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于是我就一直带他们吃好吃的。直到有一天,孩子们第一次打开心扉,向我说出事实:“无论男孩女孩都遭受了性侵害、不分对象的殴打虐待。”

那一天,我和他们一起哭了。

之后,我反复往返首尔和光州,调查还原真相。直到现在,只要一想到初次见面就信任我、把故事告诉我的听障孩子们的眼神,我仍然会流泪。

电影片段

回来后我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写,写得很痛苦,经常发烧、生病。我几乎不出门,不能去见朋友,也不出去吃饭,一直待在家里面。

加害者本来就是很有权势的人,他们找到了我,约我见面,威胁我。写小说的期间,卢武铉总统去世了,韩国的民主退步了很多。当时的情况和小说内容的吻合程度让我不寒而栗,但我没有停下我的笔。

看初校、二校,直到完成这本小说,我整整瘦了七公斤。

揭发真相的老师姜仁浩(孔刘饰)

小说在网上连载时就引起了很多关注,书出版后,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信,一看,是孔刘托人写给我的。

那时他还在军营里服兵役,收到了上级送他的礼物,一本《熔炉》。他看完后立马决定写信给我,他说:“如果翻拍成电影,请麻烦让我出演男主角吧。”

之后也听到他对外说:“拍摄电影《熔炉》是决定我人生的瞬间。我也会老,到我六七十岁的时候,我希望可以对自己说,做得对、没有错、不后悔。”

孔枝泳参加电影首映礼(最右)

一年半后电影上映了,有一次我在家里看了两份报纸,把报纸展开,从第一版到第五版全部都是《熔炉》的报道。我在家门口坐出租车,司机师傅打开了广播,20分钟的新闻有15分钟都是和《熔炉》有关。

翻拍成电影让一切截然不同了。我总觉得这件事要被记在史册上,国家好像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说实话当时我内心有一些恐惧。

又过了一年半,《熔炉法》颁布:废除遭受性侵后需在五年内提起诉讼的限制;废除强奸未成年残疾儿童后,可以通过经济协商达成和解且不予立案的内容,且大大加重了惩处力度。

“独同咖啡店”开幕仪式

就在小说和电影都完成的那一年,这些孩子们成年了,要开始独立生活了。我听说他们在学习咖啡师课程,想开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所以我和出版社一起筹钱,资助了他们的咖啡一号店,取名叫“独同咖啡店”,独同是“独自”和“一同”的意思。

咖啡店生意非常好,不久二号店也开业了,每年圣诞节,我常常带着披萨炸鸡去陪他们过周年庆。

看着长大的孩子们,孔枝泳感动流泪

《熔炉》是99%和1%之间的问题,1%是性侵犯的校长、老师,是检察官、法官、律师,我写下的是世上99%的人如何被1%的人欺负的故事。

个体的幸福是有限的。人们大多是和国家、和时代一起同苦同乐的。从这个层面考虑,我想为改善社会问题做出点微薄的努力。我的小说不只是单纯关注社会问题,同时我也习惯了把眼睛望向那些受伤的人、在哭泣的人、孤单的人。

为了写书,和死刑犯相处六个月

我1963年出生在首尔,家境还算富足,可能同龄孩子的家庭奋斗十年也赶不上我家。

父母是接受了良好教育的精英,我又是最小的女儿,所以从小在无拘无束的环境里长大的。也正因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过任何差别对待,所以我对外来的男女差别或者不正当的压迫十分敏感。

大学我在延世大学读英语专业,毕业后干过很多工作。最先是做社团的干事,拿的最低工资,负责接听电话;后来又到了出版社,还去工厂做过女工。

我从高中开始写作,但从没想过要当小说家,我是作为诗人出道的。整理书桌时我看见了旧笔记上抄写的保罗·艾吕雅的文字,那是学生时期抄下来的:“真正的诗没有修饰,没有谎言,也没有彩虹光芒的眼泪。真正的诗了解世界上有沙漠和泥沼,也有上蜡的地板、弄乱的头发和粗糙的手......生命之中有诗。”

生命之中有诗,是啊,文学是嵌在生活里的。上世纪80年代,我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也因为学生运动进了监狱。

在空荡荡的牢房里,我思考以后的人生应该如何度过。结果是我想写小说。在监狱里就开始构思,一出来就动手写了,那是我第一部短篇小说《拂晓》。

熔炉事件纪录片《视线》

我的人生中有七年写作空白期,是因为七年不幸的婚姻生活。现在回想,当时我应该是抑郁症,每天晚上都在发愁,每晚至少喝两瓶烧酒才能睡得着。

但我还要养育孩子们,不得不重拾写作,我突然想写死刑犯的故事。那时候我活得够绝望了,想找到比我更加绝望的人,让自己不至于觉得自己太惨吧,这是有点自私的想法。

为此,我在拘留所和死刑犯们朝夕相处了六个月,写出了《我们的幸福时光》,这是我的代表作之一。书出版后,引起了当时韩国社会就是否废除死刑问题的强烈讨论。

小说完成后其实不该再与他们见面了,但我还是会经常去拘留所看望他们,到现在已经是第17年了。

创作永远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写作过程中有时候全身毛孔的都会紧缩起来,就像蚕抽丝一样。这样抽出来的丝,人们会夸它像丝绸一样顺滑,但其实是我精疲力尽之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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