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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最有影响力美学教父:在简陋平房里过最富足的生活


来源:凤凰网知之

“没有一个东西我会永远拥有,可是我们一生很多东西都放不下。”蒋勋,华人美学教父,2014年他把台北的都市生活做了舍离,不看电视,减少滑手机,也不社交,带着笔、墨、几本喜欢的书,

“没有一个东西我会永远拥有,可是我们一生很多东西都放不下。”

蒋勋,华人美学教父,2014年他把台北的都市生活做了舍离,不看电视,减少滑手机,也不社交,带着笔、墨、几本喜欢的书,简单的行李,搬到台东的小农村:池上。

他住进废弃60年的老宿舍,除了换床铺,几乎一切保留原样,因为那是他童年的记忆:红砖墙、木头窗、绿油漆、小院子......

蒋勋把画室安在院子旁一个照得进阳光的厢房,他画农田、荷花,画外墙开着的紫色蒜香藤,从生活中寻找灵感。

2013年云门舞集在池上艺术季的演出

池上最出名的就是稻米,当地连续11年在秋收时举办艺术季,曾邀请云门舞集在田里演出,蒋勋是第一位来到池上的驻村艺术家,跟着农民“日出而做,日入而息”,在最简单的生活条件下,重新找回自己身体的自然秩序。

“什么东西舍得、什么东西舍不得,不要到最后放不了手很痛苦。人离开土地、空气、水才会活不下去,我觉得自己在池上好富有。”

自述 | 蒋勋 编辑 | 白汶平

我是蒋勋,2014年的10月中下旬,我到了池上,我觉得自己有一点变成了池上的居民。

其实我来的时候,已经刻意想把台北的生活作为一个舍离:什么东西舍得,什么东西舍不得。

我选择住在大埔村废掉的老师宿舍,那里已经50、60年没有人住,是个荒废的地方。第一次去,推开红门一进去我就吓一跳,因为它就是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上个世纪1950、1960年那个时候,我爸爸是公务员,所以给他配的宿舍就是那个样子,红砖墙,红色的门,然后里面是木头的窗户,绿色的油漆,然后有个院子。

前屋主搬走时留下了神坛

因为太久没有人住,所以到处都是斑驳的油漆和蜘蛛网,必须打理。最后一个住在那边的老师,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搬走时没有把神坛带走,我想对台湾来讲,神坛就是民间让自己安心的东西,所以我就继续拜。

每天上一柱香拜一下,我觉得那里边有一个对天地的敬重,其实就是让自己安心,儒家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就是我不见得一定要那么虔诚,可是我要敬,因为不敬可能你碰到灾难的时候过不了关,敬是说希望生活里面尽量能够平安。

我搬进这里,带的东西不多,大概就是毛笔、墨、砚台,带一些纸,带一些我喜欢的书,我可以重新看我好久没有看的《战争与和平》那种大小说,因为我童年的时候没有电视,所以我常常在书店里看大小说。

现在很多人有电视以后,一打开就拿一个遥控器一直按一直按,我觉得就变成电视奴隶。

房间现在换了床,这里以前是用木板铺的一个通铺,我一看就笑起来了,因为小时候我们家6个小孩,3个男生一个房间,3个女生一个房间,我们都是睡在那个通铺上长大的。有一天有了自己的房间时,哇,那真的是很开心。

我本来是希望那个地方完全不变,因为完全是我童年的家的样子,可是年代真的太久,通铺都已经蛀了虫只好换掉。

我一直在大埔村想要把家的感觉找回来,有朋友来我会在家做一点菜,吃一点饭,让自己的房子不再仅仅是房子,而是家。

家跟房子是不一样的,家里面有很多的气味,有人的温度,我们现在以为房子就是家,可我去了很多台北的豪宅,我都觉得不像家,因为很大,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大房间,每个人就在房间里。

有一次去朋友那里,我说我要在你们家吃饭,他们说:“我们搬进来两年从来没开过火,因为都在餐厅吃”,可是那个厨具全是意大利进口的最贵的厨具,所以我坚持一定要吃一次,于是他们就买了冷冻水饺煮给我吃,那是第一次家里面3个人,爸爸妈妈跟一个独生儿子陪我,4个人一起吃饭,那个能叫做家吗?

蒋勋一岁时和兄姐的合影

家这个字,宝盖头屋顶底下是有一头猪,就是汉字这个字以前人养了猪,他才是富有的,才是过生活的,我这里就要问,纽约、上海、北京、东京有多少的房子其实不是家,里面是冷的?

我妈跟我说家一定要有气味,她煎鱼可以煎两个小时,那个焦香,我在做功课就闻到了,我就知道晚上会吃到什么样的菜,我觉得气味里面是一种温度,但有些房子即使是豪宅,其实是冷的。用钱,没有办法买到一个家。

厨房出来就是院子,我可以知道下雨了,刮风了,冬天很冷太阳好的时候,我就会拿把椅子外面坐一下,晒一晒太阳。红砖墙上的花开得这么漂亮,我都没有在照顾,是这条街上住的90几岁赖先生在浇水,他不会在意这是你家还是我家,我早起遇到他在浇水时,就会跟他说谢谢。

经过院子就到画室去,画室没有很大,空间里面的光线很特别,窗户外面的树影会打在画布上,让我很想把树影留下来。我有时候从早上8点钟一直到黄昏5点,都在那里,吃饭的时候我就煮一点东西吃,天黑了我也可以不开灯,我就准备休息。

我重新反省,有多少东西是我曾经拥有的,当生活慢慢脱离了农业,脱离了贫穷,随着物质越来越好,也少了很多乐趣和记忆。我大概一直到退休前都还是用手写书,可是现在有时候我拿起笔来,我想不起那个字怎么写,因为已经按键习惯了。

小时候我看我妈妈刺绣,我们家的棉被都是她绣的,她绣一片叶子,要用10几种不同的绿色染出来的丝线去绣。我那时觉得去买棉被还比较有价值,可是现在才发现,妈妈绣的那个东西,里面全部是爱心,你一辈子再也买不到。

有一次在池上碰到台风,晚上木窗就嘎嘎一直响,我记忆里面这就是童年的声音,风来了木头窗子就震动,下雨房子都会漏水,摆个桶滴滴嗒嗒。世界上最好的饭店五星级、六星级我也都住过,可那些好,都是用钱可以买到的。

我的童年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慢慢慢慢一点一点有的年代,所以现在我退到我的童年再活一次,发现说原来我现在拥有的东西也可以没有,我可以学会去放手。所以我真的担心,如果有一代,他生下来全部的东西都有了,那么他会什么都放不掉,真的蛮可怜。

什么东西你可以永远拥有?我们不可能所有东西都会拥有。

唐诗里面有很多描述自然的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因为它有自然,你跟着一条河流走,走到水的源头,然后你就坐下来看那个云一片片飞起来。

你在上海、北京、台北,大概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诗句产生,因为根本没有这个环境,可是池上还有,你真的可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池上的稻米非常有名,为了种出世界上最好的稻米,农民用自然的农法耕作,不随便用化学肥料、农药,还要求台湾的电力公司,把田里的路灯都拆掉,因为灯一直照着稻米,它的休息不够,所以在这片175公顷没有分割的农地里,晚上可以看到满天的星光,会看到银河。

池上的漂亮都是因为米。

“她”给我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自然秩序。所谓自然秩序是说,早晨跟黄昏的光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才注意到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什么叫做立春,什么是秋分。

秋分以后晚上越来越长,白天越来越短。节气在农民的口中非常自然就用出来,可是我在台北我好像从没有感觉到节气,因为天气热了我就开冷气,天气冷了我就开暖气,我们跟自然的秩序越来越远。

我刚来的时候是10月,正好遇到收割,我家旁边是专门提供收割机的,所以4点钟我就被吵醒,因为他们要先把引擎预热,再开到田里,所以足足好几个月,我每天4点钟起来;有一次我画画到很晚,晚上8、9点要去吃晚餐,却发现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了,我一家家敲门,他们说你怎么这个时候来吃饭,我们5点钟就吃晚饭,8点钟就上床睡觉了。

我才想到古老的话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点起床,早点睡,跟着这个作息走,我后来也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好了。农民教我的东西,真的比我教他们的东西要多得多。

第二个功课就是土地伦理。我发现农民插秧时候是一起的,因为必须在那几天有雨水的时候赶快插秧,所以插完自己的田,就帮别人一起插,可是在大城市里,工业革命以后都变成个人主义,不可能分享收获,也不可能分担痛苦。

有一天,我家门口摆了一堆丝瓜韭菜,我吓了一大跳,东问西问说谁把东西放在这,从早问到黄昏也没人理我,后来有一个人不耐烦地说:“你台北来的?” 我说对,我台北来的。他说我们这边家里韭菜多了,丝瓜多了,就会放在邻居门口,你拿去吃就好了,干嘛东问西问。

原来农村的价值跟都市这么不一样,我大概花了一年,习惯了以后,我好开心,我才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人。

这里早上的光线是最漂亮的,我通常5点就走去大坡池,绕着池子走看到荷花谢了,再过几周就会只剩下荷梗,线条会像书法一样,唐诗说“留得残荷听雨声”,就是告诉我们不同季节,也能欣赏到不同的景色。

蒋勋画池上,2016年展出39幅作品

我的画几乎都是池上的稻田,我一面走一面看风景,晨昏、季节,景色都在变化,我就发现说池上其实是长卷,这个175公顷没有分割的农地,它在时间里面流动,所以中国的绘画不完全在画空间,也在画时间。

灵感是生活,如果没有灵感就是没有生活。

蒋勋用手机拍下的池上美景

平时我会随性地拿着我的手机记录生活,那组照片现在在展出,它不在美术馆展,而是在我常去的小店,像是吉本肉圆、池上书局、田味家杏仁茶……

池上的店家展出蒋勋的随拍作品

我希望艺术可以融入生活,而不是高不可攀,或许农民会觉得艺术本来就有一点遥远,但我希望我在这里可以跟农民分享一些对美的理解。

钢琴家陈冠宇在稻田里弹琴,被美国媒体报道

池上每年最重要的时候就是秋收,台湾好基金会从2009年开始,在这里举办池上艺术季,第一届邀请了钢琴家陈冠宇在稻田里演奏,那张照片在美国被刊登在很重要的杂志媒体上,当时震惊了世界:原来现在还有这么美的稻田。

2015年优人神鼓在池上艺术季演出

在稻田里弹钢琴,跟农民还是有隔阂,因为钢琴跟农民喜欢的东西不见得完全在一起,所以后来慢慢调整,有优人神鼓演出,打鼓里面有一种酬神的意义,然后云门舞集来了,吸引更多世界各地的人来到池上。

2019年池上艺术季

这几年开始交由农民自己投票,看他们喜欢什么、想听什么,于是就有了伍佰、张惠妹、今年有齐豫,我觉得越来越对,农民的文化活动还是得跟他们之间要有对话,而不见得是我们从主流文化里面,给你柏林爱乐,或给你什么东西,文化是双向学习。

蒋勋提议将池上的废弃谷仓改建为美术馆

这些年我最感动的是看到谷仓美术馆成立。因为最早我去谷仓的时候,完全是一个破旧的仓库,它大概30年都没有用。后来我才了解说早期农民要用粮票去那边领粮食,这个谷仓代表了饱足。改建时我们没有动老建筑格局,只是去加强结构,也是希望保留大家的记忆。

美术馆上一个展是蔡康永的收藏展,结果农民看着他的KAWS收藏发问:“为什么你会买这个?我觉得蛮难看的”,我觉得这种对话都很好,我们现在有很多问题出在城市跟乡村根本不对话,城市觉得乡村是土包子,乡村觉得城市人都很坏,然后他们根本彼此不理解。这是一种文明的问题,一定要把这个桥梁建构起来。

池上书局是当地唯一的实体书店

我常去的地方还有池上书局,这是一家60年的老书店,老板简先生跟他太太,在台北本来也有很好的工作,可是觉得父母老了,加上小镇6000人口,没有书店,小孩子连买文具都没有地方很可惜,所以他们回来接手了。

我喜欢和书店的两只猫玩,有时候你不晓得为什么今天它就很爱黏着你,有时候你怎么去逗它,它还不理你,不过猫的睡眠时间很长很长,所以你要画它或者拍它很容易,它不动的状态很多。

看到这几年很多年轻人、外地人、艺术家都来了,我很高兴,他们在池上落地生根,让小村落有了新的气息。

以前有一个禅宗的老师,他玩了一个游戏,他说我给你东西你就拿,可是拿到最后你会拿不下,然后老师就笑了说,你为什么不放下再拿?

“放下”这两个字何其容易,我们都听懂什么叫放下,可是我们一生很多东西都放不下,但在池上你会发现其实这边家家户户农民生活真的非常简单,非常单纯,所以也觉得有很多东西原来是可以不需要。

我有两个印,一个叫舍得,一个叫舍不得。常常我写完字画完画就会盖舍得这个印,有一个朋友忽然就问说,我知道你有两个印,一个叫舍得,一个叫舍不得,可是你从来没有盖过舍不得,我说好像是。

我就想说,我盖舍得大概是提醒自己,因为没有一个东西我会永远拥有。

其实到最后最舍不得的就是爸爸妈妈,可是都走了。我爸爸走的时候,我很舍不得,临终一直陪着他;妈妈走的时候更舍不得,可是也都走了,我知道我必须要跟爸爸妈妈告别,而最后一个功课是什么?就是跟自己的身体告别。

前一阵子朋友的祖母过世我就去拜拜,他说祖母108岁,走之前还在田里面东摸摸、西摸摸,然后说好累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再也没醒来。

你知道我现在常祈祷说,我希望我最后可以这样走,因为看到太多人现在40、50岁就在医院被折腾得好可怕,当你看到一个人插管,接着各种的机械器材在维持生命,虽然有呼吸和心跳,但生命如果是那样的品质,它的意义何在?自己很痛苦,拖累亲人也很痛苦。

我很高兴看到在池上的老人好健康,有时候天气很冷也不穿鞋,光着脚在田里面劳动来劳动去,小镇里没有大医院,老年人嫌麻烦,也不太愿意去做身体检查,但池上是台湾所有乡镇里,长寿人口最多的。

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空气、土地、水,这3样东西在池上都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我在池上的生活很简单却很富有。

我们有一天都一定要告别,在池上这5年来,我做很多这一类的功课,什么东西可以放手?有的人最后放不了手很痛苦,就会呼天抢地,但有什么东西你是可以带走的呢?

人生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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