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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这一战打输了,对中华民族来说却意义非凡?


来源:凤凰网知之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在“不抵抗”的命令下,数十万东北军陆续向关内收缩。不到半年,东三省白山黑土大好河山便沦于日寇之手。1932年3月1日,伪满洲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在“不抵抗”的命令下,数十万东北军陆续向关内收缩。不到半年,东三省白山黑土大好河山便沦于日寇之手。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建立。

自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国土分裂之痛中华民族又尝了一次。而施加这种痛苦的,还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

根据日本的先朝鲜,后满蒙,继而吞并全中国的“大陆政策”,侵占东北只是其中一个步骤而已。不达到最终目的,日本断然不会罢休。

1933年1月1日,日本军队突然向驻守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就此在这万里长城脚下拉开了序幕。悲壮的长城抗战开始了。

1. 抵抗

山海关之战打了3天就结束了:中国军队战败,日本侵略军随即占领了这“天下第一关”。然而这次事件在最爱君看来,又跟以往的有所不同,因为中国军队作出了抵抗。

当时驻防山海关的是东北军独立第9 旅何柱国部。早在1932年1月1日山海关战斗爆发之前,日军就已进行了数次挑衅。

1932年10月,伪满洲国警察即潜入山海关,与东北军守军发生冲突;

1932年12月8日,日军以追击东北义勇军的名义逼近山海关,并向关内开炮,次日又向中国守军开枪。当时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何柱国以私人名义“签订了对榆关(即山海关)地方驻军,允许取缔排日抗日行为”之协议。

在此次事件平息后,何柱国当即向当时坐镇北平的张学良汇报。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态势,此时的张学良亦感到形势危急,故调兵遣将,在华北积极布防。

山海关战斗打响后。何柱国部当即开始对日军作战,所部安德馨营300余人举营殉国,张学良亦激励前线将士,“敌来即再奋战,力保国土”。

▲山海关(榆关)抗战

1月3日山海关失守。举国愤然。

5天后,张学良在北平举行“中外新闻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说道:

“今我国委曲求全既无效,全世界尽力和平亦无效,到今日唯有以吾人之精神和血,以保护祖国,以维持正义而已。”

1月18日,张学良致电华北各派系将领:

“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国,以为救亡图存之计。”

可见,虽然仗打输了,但好歹是打了。所谓的“不抵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面对日军的嚣张气焰,“武力自卫”的主张被提了上来。

▲张学良(1901-2001)

2. 失地

攻下山海关,只是日寇进一步侵华的一个步骤而已。山海关以西的热河省,此时亦处于日军的兵锋之下。而对热河,日本垂涎已久。

早在1932年4月4日,关东军司令部便在《对热河政策》中规定:

“暂以支持汤玉麟,使之速服从满洲国的统治为首要措施,其次,使之改革省政。”

并由此开始对当时的手握热河军政大权的东北军元老,汤玉麟展开政治攻势。

▲汤玉麟(1871-1949),虽然在热河抗战中很坑,但他终未与日本人合作,保住了民族气节。

在攻占山海关之后不久,日本陆相荒木贞夫对报界谈话,声称热河是“满洲国”领土,深信关东军和伪满军足可以“恢复热河治安”。随后,日军也发表声明宣称“热河已经成为满洲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热河之战,一触即发。

热河战役前夕,南京国民政府及北平军事分会,对热河的防务也进行过一些部署。

鉴于山海关失守,华北军情汹汹,国内舆情汹汹,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表示:

“不久之后日军就会向我国的华北地区进犯,在此期间我已经积极谋划准备对你的部队进行增援,我们生死与共。而且我已经准备好了六个师集结待命随时准备支援,希望你能早作抗日的准备。”

同时,蒋介石还分别致电朱培德和何应钦要在“华北发生战事时,则决拟第2、第4、第25、第32、第56、第83 各师任之。”

而关于汤玉麟,蒋介石在1932年7月上旬就曾连续几次致电张学良等人指示相关事宜,试图另调部队到热河取代汤玉麟。但张学良考虑到大战在即,并没有同意蒋介石的提议。

1933年2月22日,热河之战爆发。虽说当时在热河各路正规军非正规军加起来,人数有18万之众,但在军备上却与日军相去甚远,战前准备也十分仓促,以致面对日军的进攻,除了孙殿英部尚能给予日军一定杀伤,其余大多一触即溃。

汤玉麟呢?他在危急关头“向天津征雇大批汽车,抢运私产,向天津租界输送,置军事于不顾”。在日军逼近承德之际,汤玉麟即率领政府机关人员撤出,逃往察哈尔。在之后的“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大会”上,宋庆龄愤怒遣责道:

“谁是防守热河的,鸦片将军汤玉麟,他就是开门放日本军队进中国的!”

热河之战只打了10天,中国军队的防线便被全线突破。热河省会承德弃守,日军进占热河。败退的中国军队纷纷沿大路向长城各关口撤退。长城就此正面暴露在日寇的獠牙之下。

古代中国的防御杰作,再次被推进了硝烟之中。

3. 换帅

热河失守,举国震动。

面对逼近的日寇,国内上上下下纷纷请战,要求抗日。国民政府也加紧布署,加强华北的防卫,以守护京津。西北军的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东北军的王以哲、何柱国、万福麟,晋绥军的商震、傅作义,还有中央军的徐庭瑶、关麟征、黄杰、刘戡等,均率部在华北接受调遣。

而张学良此时的日子却非常难过,因为自热河失守后,从群众团体到国民党中央大员纷纷谴责的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无能。在举国上下一片抨击声中,3月7日张学良电请蒋介石政府,引咎辞职。

3月9日,在保定张学良与蒋介石会谈。张学良本欲谈反攻热河事宜,但蒋说:

“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的辞职,待机会再起。”

此时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受挫,所调到最前线的中央军,加上原晋军、原西北军等部,张学良想指挥也不见得指挥得动。于是既然蒋介石都这么说了,张学良也便就坡下驴,于次日张学良通电下野,“出国考察”。而取代张学良主持华北军事的是何应钦。

▲1945年南京受降时的何应钦(左)。因为这个“鞠躬”的动作,何应钦饱受后人诟病。

主帅换了,但当时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却并未因此而改变。所谓“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攘外必先安内”始终是国民政府的既定方针。

虽说在长城抗战之初,鉴于九一八事变的教训,蒋介石是有抵抗的决心的。但另一方面顾虑到国内局势以及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他又不想在长城前线过度刺激日本,引起中日全面战争,因此,蒋介石此时的对日战略,颇有投鼠忌器之感。

所以表面上国民政府积极调动华北兵力,看似要与日本拉开架势干仗,但实际上却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对“国联”等西方列强的干涉还抱有幻想,希望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日本的争端。

具体到战略战术上,虽然蒋介石调集华北中央军参战,但却坚决不调在南方围剿红军的中央军主力北上抗日。在华北作战总的原则是:

不向关外出击,只扼守长城各口,进行长期消耗战,以待国际外交解决。

这样的“抵抗”,在实际中自然不会收到好的效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起到了平息国人抵御外侮的呼声的作用罢了。故而所谓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倒不如说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1933年3月24日,蒋介石在北平对华北高级将领说:

“只能以现有的兵力,尽力抵抗,调兵增援是无法办到的。”

4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剿共”总部的一次讲演中又说道:

“如果我们以现在所有的部队,统统加到长城一带阵线上去求决战,这一决战下来,当然是我们失败!”

而在华北主持军务的何应钦,也坚决地执行蒋介石的意志。当时前线有部队主张穿插到日军后方进行破坏活动,何应钦得知后却责备说:

“你们这样干,会惹起敌军进攻的。你们不出长城口去打他们,他们是不会大举进攻的。”

就这样,在如此方针的指导下,前线将士处处掣肘,只能被动防守,不能发挥人数的优势,而将战场主动权交到了军备后勤更胜一筹的日军手中。

4. 喜峰口

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中,武器比较精良,轻重武器装备比较齐全的是作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第17 军中央军徐廷瑶部。

东北军的武器装备本也是十分精良的,可是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千里溃退,撤退的非常仓促,致使很多大型辎重都舍弃了,武器丢失现象严重。

其中装备最差的是国民党“第3军团”。

虽然名为一个“军团”,但实际上这个“第3军团”只有西北军宋哲元部第29军一个军而已。在长城抗战爆发之际,第29军尚有一部留守在山西阳泉,真正赶到长城前线的,不过一万五千人而已。

▲宋哲元(1885-1940)

该军装备之差,超乎想象。全军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枪械是汉阳制造和三八式;还有约三分之一的枪械大都是老毛瑟枪;再有约三分之一的枪械是由内部的的修械所制造出来的。全军只有十多门野炮、山炮,重机枪也不过百余挺。

由于军备太差,为了“补充战斗力”,29军所部士兵,多配有一把大刀,以便在火力不济时,方便肉搏。

在接到进军命令后,第29军第37 师109旅便在旅长赵登禹、副旅长何基沣的率领下于1933年3月6日挺进长城关隘喜峰口。3天后日军从热河南下,也来到了喜峰口。长城抗战就此打响。

▲左:赵登禹(1898-1937),右:何基沣(1898-1980)。赵登禹于卢沟桥事变时牺牲;何基沣于淮海战役阵前起义,直接导致黄百韬兵团被华野包围。

由于喜峰口阵地多是一些坚硬的石头,难以隐蔽,29军士兵只能卧在地上躲避子弹,但这样又无法躲避日军的重炮轰击。日军又以装甲车为掩护,向29军阵地发起冲击。9日激战了一整夜,29军伤亡惨重,赵登禹负伤,部下营长也一死一伤。

为了争取战场主动,宋哲元决定兵分三路,主动出击对日军发起夜袭。其中两路由赵登禹、何基沣分别带队。

在宋哲元的要求下,出击各团一律轻装,尽可能不使用轻机枪和步枪,摸到敌人驻地一律用大刀砍用手榴弹炸。各出击团以歼灭敌人为首要任务,虏获战利品为辅,不便携带的敌人重武器要用集速手榴弹炸毁。

是夜,赵登禹部摸到目标地:日军骑兵的宿营地。只见满街是日军的战马,而日军尽在酣睡之中。

自从“九一八”以来,日军侵华之路进展太过顺利,几乎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骄横异常,根本不曾想到对面这群装备褴褛的中国土兵居然敢主动出击。以致晚上睡觉时除了布个哨,其余的多把大衣蒙在脸上呼呼大睡。

29军士兵当即挥舞着大刀冲入,挥刀砍杀。许多日本兵未及清醒就已经身首异处。营地一片混乱。

另一路在何基沣的带领下,士兵们先摸杀了敌人的哨兵,又摸进日军的营房,挨个砍杀熟睡中的日军炮兵。在一片混战中消灭了不少的敌人。何基沣下令把大炮、装甲车和其他辎重粮秣一律炸掉烧毁,把其他的轻武器带回。

▲大刀队

事后,在给中央的战报中,宋哲元形容日军遭受这次打击之后,“惶恐万状,气已馁弱”。

日本《朝日新闻》也痛称:

“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喜峰口捷报传来,国内也为之振奋。

天津《大公报》称喜峰口抗战“竟能使骄妄气盛之日军受偌大打击,此诚足为中国军人吐气”。

北平《世界日报》在3月22日的社评中也指出,喜峰口之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中华民族自卫的能力,在第29 军的广大官兵身上,又得到了新的有力证明。”

当29军随军记者拍下了第29 军大刀队杀敌照片,并刊登在当时北平各大报纸上时,29 军大刀队便举国闻名。

1937年7月,音乐家麦新创作了《大刀进行曲》。这首歌成为抗战时期人们耳熟能详的旋律,激励着国人抗击日寇,奋勇杀敌。

5. 塘沽

虽然长城抗战的首战喜峰口之战,中国军队取得了骄人战绩,但不幸的是,此战的局部胜利并不能扭转整个长城抗战的局面。

虽然在随后的古北口、南天门、冷口等战斗中,中国军队亦奋勇杀敌,死战不退,日军也死伤甚重。其中南天门一战,中央军第17军第83师师长刘戡还差点自杀殉国。然而在日军不断加强的攻势中,中国军队还是败下阵来。

长城抗战,自1933年3月开始,一直打到5月。

在前后近三个月的鏖战中,前线中国军队多被动防守,人员减员严重,弹药消耗量大,本就不高的战斗力也由此大打折扣。在“无兵北援”的情况下,中国军队所能做的,只能是从密云山地到滦河河岸、以及冀东平原上构筑一条条简陋的工事,以用来抵御日军的飞机大炮。

另一方面,此时气焰正盛的日本,其实也没有做好与中国全面开战的准备。而英美等国对日本觊觎华北也颇感不满,担心危及自身在华利益。虽然不想为此与日本冲突,英美却还是出动海军,以“保护侨民”的旗号作出登录的姿态,威慑日本。

于是在中日两国首脑的授意下,1933年4月19日,中日开始在上海秘密谈判。5月10日,已对胜利丧失信心的中方领导层,又授意何应钦在北平与日本开始秘密和谈。

▲蒋介石(1887-1975)

然而日军此时却从情报机构获悉,北平军事当局已经屈服。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停战谈判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长城前线日军继续全力进攻,以抢占更多的地盘,为谈判争取更多筹码。

至5月20日,长城一线的中国军队大溃败。平津已无险可守。

5月31日,长城抗战失败的中国被迫与日本在塘沽签署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至此,日寇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亦成为事实。冀东21县落入日寇之手,华北门户洞开。

虽然中国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但日寇不灭,亡我中华之心便不死。

一场更大灾难已在酝酿之中了。

6. 觉醒

然而,对中国来说,虽然长城战败苦不堪言,却也有一份实实在在的赠礼。

长城的修建,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而后春秋战国,列国为了屏蔽国土,纷纷筑长城而自保。至秦始皇连接秦、赵、燕三国长城,始为万里长城,在冷兵器时代,成为阻挡游牧民族骑兵南下,守卫中原的屏障。

至近代新军事革命兴起,长城的防御地位,已然不像古时候那么重要了。但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其象征意义是无可取代的。

▲万里长城

悲壮的长城抗战,触动了近代中国人敏感的神经。“长城丢了,我以何御辱?”

全民族的愤怒被激发出来,全民族的爱国之情被激发出来。

1935年5月9日,一首后来唱遍全中国的歌,在上海一处录音棚诞生。其中有一句歌词这样唱道: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人们唱着这首歌纷纷从军参战,将士们唱着这首歌慨然赴死。

十年后,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递上了降书。

而今,长城依旧屹立在巍峨的北国山巅之上,守护着中华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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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晓晨 PSY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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