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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失落的20年,在令和时代有救吗?


来源:凤凰网知之

在四大“不确定”中,日本人启新的纪年。令和时代的日本能否像平成时代一样,对战争敬而远之?这是一个未知数。文|王广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编辑| 李雪瞭望

在四大“不确定”中,日本人启新的纪年。

令和时代的日本能否像平成时代一样,对战争敬而远之?

这是一个未知数。

文| 王广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

编辑| 李雪瞭望智库

5月1日,日本新天皇德仁正式即位,日本进入令和时代。

为迎合喜庆气氛,日本政府决定在原有黄金周的基础上,安排长达10天的公共假期。

令和时代从悠长假期开始,但日本政府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各项课题却并不轻松。

可以说,日本人以复杂的心情告别“平成”,以半分迷茫、半分期待的心情来迎接“令和”。

1

极化, “格差社会”的隐患

刚刚过去的平成时代,对日本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

平成时代日本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多元化,传统与现代多维兼容。舆论界有关于日本政治右倾化和保守化的讨论,但是,这是否将必然导致整个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和保守化,还存在讨论的空间。

实际上,观察日本社会变迁,与前述这类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重的表述相比,“极化”和“固化”更有助于大家理解真实的日本社会。

这里的“极化”体现在多个层面。

例如,在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上,日本社会“中流”和“下流”的两极化趋势日益明显。自1980年代中曾根康弘政权“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日本社会持续分化,“格差社会”逐渐成型。

【注:格差社会一词源自日语,指的是民众之间形成严密的阶层之分的一种现象,包含各人之间、地域之间的差距。不同阶层之间经济、教育、社会地位差距甚大,且阶层区域固定不流动,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极难。】

曾几何时,日本也是一个被称为“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按照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村上泰亮的解释,“中流”是居于“中间阶层的大众”,即我们熟知的“中产阶层”。 “中流”曾经构成日本社会的主体,稳定程度很高。

长期的通货紧缩以及实际收入的降低,导致“中流”的大量破产,向下层流动。

稳定的日本社会逐渐开始出现“格差”,而所谓的“下流”(即底层),不仅仅指收入下降,还体现在道德水准降低及对公共安全的破坏等各个层面上。

极化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固化”。就其本质而言,日本如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正在或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或“超熟社会”。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大众消费欲望下降,导致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

在低欲望社会的背景下,日本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降低、选举政治中的中间阶层(无特定支持政党的选民层)大量诞生,年轻人工作的积极性降低。

这些终将成为未来日本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另外,“少子老龄化”社会的持续进展也会改变传统的社会和家庭结构。

日本政府在改善“少子老龄化”的问题上做出了很多积极举措,想尽办法刺激妇女生育以及参与工作的热情,同时还放宽外国人就业和劳动的限制,意在通过移民来改善有效劳动力不足的困境。

至于效果如何,只能拭目以待。

2

令和能否走出“平成萧条”?

平成时代,日本并没有能够继续享受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是在“平成萧条”“泡沫崩溃”的修辞和隐喻中度过了30年。

如何理解日本经济的萧条?关于这个问题自然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基于外生性因素,认为日本1980年代中后期在贸易摩擦等领域输给了美国,遭受美国持续打压之后一蹶不振;

基于内生性因素的视角,也有人则认为日本对房地产、股市等过热投资导致市场的虚假繁荣,是泡沫经济产生以及最终崩溃的元凶。

当然,也有人从源头上否定平成时代日本经济的萧条,他们认为日本其实是在这30年中“闷声发大财”,在高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AI)、机器人、生物化学、第五代通讯技术(5G)等领域已经占领先机。

对日本经济的理解,关系到接下来令和时代对日本经济走势的期望。

在平成时代,提高消费税是政府为拯救日本财政开出的“药方”,基于制度惯性的逻辑,在令和年代还会继续“下药”,即便日本政府财政赤字的“病情”一直未见好转。

日本民众对当前安倍政府经济政策的预期是悲观的——“安倍经济学”并未能够让日本民众对令和时代寄予过高的期待。虽然日本在股市、贸易等领域取得了收效,但是日本民众的实感,特别是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十分有限。

有抽样调查显示,对令和时代无特别期待的日本民众占比近半数,这其中持悲观态度的年轻人居多。雪上加霜的是,日本预计将在今年10月继续增加消费税,这对日本经济尤其是家庭消费领域带来的打击不容小觑。

如何打开日本经济瓶颈?更大规模地开放市场、追求自由贸易是一个策略。

自2012年安倍执政以来,日本在自由贸易政策领域积极进取,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主导推进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同时与欧盟缔结巨型EPA(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东亚各国为中心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开始进入深水区,同美国双边FTA(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目前也在进行之中。

但是在贸易领域的政策极容易受到国际局势,特别是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日本自由贸易的战略逻辑并没有问题,但问题在国家间关系的处理,归根结底贸易问题还需要回到政治或者国际关系上。

3

比经济更不确定的日本政治

比之经济的不确定性,更加不确定的是平成时代日本的政治。

进入平成时代不久,执政38年的自民党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而轰然倒塌,象征着昭和时代自民党超稳定格局的1955年体制宣告终结。

随后,日本政治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

1994年,冷战期间的死对头社会党与自民党结成执政联盟,颠覆了日本舆论对政党政治的固有认知;

冷战期间自诩为“中道政党”“清明廉洁”的公明党则在20世纪末期与视金权政治为圭臬的自民党结成执政联盟;

自民党在经历了“小泉剧场”之后,日本政治经济体制暴露出的各种痼疾迫使选民求变求新,日本民主党顺势而上;

当民主党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经历了3年多的试错之后,日本选民最终还是把政权交给了自民党,安倍长期政权一直持续至今。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安倍以及自民党的超稳定政权能够持续到何时?

目前,自民党已经开始呈现出衰败的迹象,仅就4月份的统一地方选举来看,自民党的表现差强人意,自民党重点支持的候选人未能如愿当选。特别是冲绳第3区和大阪第12区的众议院补选中,自民党籍候选人悉数落选,这给接下来7月份的参议院选举以及未来的众议院选举埋下阴影。

而其他在野党也并没有展现出应有的活力,日本政治中政党林立、分化组合、合纵连横的格局未来仍将持续,这既跟选举制度有关,同时也跟日本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生态有关,不会因为改元而有所改变。

平成时代的日本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表现得差强人意,但有一点值得称道——即平成时代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唯一没有发生对外战争的时代。

昭和后半期(1945—1989),日本也保持了整体和平的状态,但平成时代的30年和平来的更加艰难。冷战终结之后,国际和地区局势变动,日本的外交和安全也面临了诸多未知课题。

在此状态下,日本仍然能够坚守和平主义,“和平宪法”居功至伟。不幸的是,近些年“和平宪法”的精神越来越遭到腐蚀。因此,令和时代的不稳定因素,修改宪法首当其冲。

对于修宪,安倍政权有着明确的路线图,虽然目前尚不具备一步到位实现修宪的主客观条件,但是可以预见的是,令和时代的修宪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日本政治外交的各项议程。

令和时代的日本能否对战争敬而远之?这是一个未知数。

4

外交不确定性考验安倍的智慧

受到历史认识、领土问题、安全博弈等问题的困扰,平成时代的日本外交并没有惊艳之举,与东亚邻国的关系乏善可陈。考虑到未来日本外交的延展性,如下四组对外关系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对华关系能否持续改善很关键。

中日关系改善的契机始于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召开前夕,中日两国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奠定基础。而真正的转变发生在2018年,5月份李克强总理时隔8年正式访日,并受到了日方高规格的接待。

10月25日至27日,安倍正式访问中国,访问期间除了签署一系列重要协议之外,还出席了中日第三方合作论坛,这为日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打开方便之门。

进入令和时代,中日关系的良性互动,可以成为安倍政权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加分项。

第二,对美关系不确定性仍在持续。

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日本导致的,而是来自于“特朗普冲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信奉“美国优先”的原理,这让日本在处理对美关系时面临被动的局面。

为了应对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日本一方面选择修复同中国的关系(中国也有相同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缔结巨型FTA/EPA 的形式抵消来自美国的压力。

2018年7月日欧EPA签署,2018年末CPTPP正式生效,这从侧面刺激日美两国需要坐下来讨论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目前,两国围绕自由贸易协定的博弈正酣,能否冲淡两国间的不确定性尚不明朗。

第三,日俄关系出现转机,但领土问题解决未有期。

领土问题一直是日俄关系的硬伤,也是日俄关系的重点议题。普京是安倍执政以来会见次数最频繁的外国国家元首(包括第一任期),截止到2019年1月,两位领导人已经见面25次,而每次见面讨论的焦点都是北方领土问题。

2018年9月在俄罗斯远东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上,普京表示有意年内签署日俄和平条约,这也意味着北方领土问题露出了解决的端倪。此后,日本政府与俄罗斯政府保持了高频度的交流与沟通,虽然目前日俄两国之间就领土问题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结果,但考虑到前几日《日本外交蓝皮书》中对“北方领土”表述的软化立场,日俄关系未来仍然会在不可能中寻求共识。

当然,日本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网络之中。中日关系会受到中美关系、日美关系的影响,而日俄关系也会受到日美关系的影响。

如何处理这几组关系,不仅仅考验着日本政府的外交智慧,同时也事关令和时代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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