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为什么是鸦片战争，而非清朝灭亡？

鸦片战争之于中国，在后世看来自然是影响深远，但在当时人看来，最大的祸端在于中外大防遭到了破坏。

当时清朝人对于《南京条约》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在清朝人看来，外国人来中国就不是好事，此前的传教士来中国经常撺掇教徒，不准他们祭祖祭孔，搞得中国士大夫非常反感。更何况这些外洋商人来中国卖鸦片烟土，又常做些酗酒伤人的违法勾当，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但毕竟在城外滩涂边，保持了社交距离，眼不见心不烦。

结果条约一签，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以前壁垒森严的省城广州，岭南人文荟萃之地，洋人也有权进城一游，士大夫无不愤恨不已。福州士子更是几乎暴动，广州原本就是通商口岸，而福州最多只来过谦逊有礼的琉球使团，这一下也开了商埠，给西洋鸦片商人大开方便之门，毫无思想准备。

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开创之功的蒋廷黻就写道，“直到清朝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

浮雕《虎门销烟》，艾中信绘，曾竹韶雕刻， 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面。近现代中国历史学家形成了“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近代史叙事共识，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鸦片战争。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反映1840年鸦片战争的“虎门销烟”也因此成为浮雕作品中的第一幅

“冲击-回应模式”

随着中西交往研究逐步兴盛，鸦片战争的地位逐步上升。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 ，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研究专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客观地说，费正清对中国的立场还算温和友善，他与中国当时的学界名流也保持了良好的沟通，“费正清”这个中文名字就是梁思成为他取的。

费正清提出了著名的“冲击-回应模式” （impact-responsemodel） 。“冲击-回应模式”包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中国的文化一旦形成传统，就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即使有发展，也不过是内部稍作调整，除非外来作用，否则中国难以跳出传统的窠臼，只有外来的冲击才能带来新的改变，而鸦片战争就是其中一次重重的冲击。 费正清指出，“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冥顽和愚钝，实可追溯到它久远的历史”。

可见，这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作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而把中国说成是一个长期以来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 纵使在讲述中国悲惨遭遇时，费正清的笔调充满同情且毫不怀疑中国反抗侵略的正当性，但费正清早年著作中仍然认为，中国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才有可能摆脱困境，取得进步。

汉学家费正清在华盛顿参议院听证会上就中国问题发言，摄于1966年3月10日

费正清认为，鸦片战争中“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这一观点成为西方学界对鸦片战争的经典论述，在教科书中占据统治地位达数十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受到挑战。

然而这一已经过时的理论在民间传播中不断异化扭曲，甚至出现了“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的奇谈怪论，按这种倒果为因的歪理，历史上的一切受害者都不该抱怨施虐者，潜台词是当时不虐你，哪来的今天全球化？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

日本教科书的影响

在东方，对鸦片战争的研究起步很早。鸦片战争战败后不久，魏源就写出了《夷艘寇海记》，广东士人对这场战争也有许多笔记记载。中国士大夫的一手记录，能够准确指出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并非什么贸易平等问题，而是鸦片走私。可当时国人的分析往往局限于战争进程的战术安排，以及官员自身操守的问题，战败了固然极其耻辱，但很少有人就意识到，中国从此的命运将与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完全不同，四千余年古国，自此卷入未有之大变局。甚至到了1878年，上海出版魏源的鸦片战争著作《夷艘寇海记》时，还给它改了个名字叫《道光洋艘征抚记》，可见“夷艘寇海”的次数实在太多，需要加以限定，而战争本身则是剿、抚并用，似乎中国也并没有丧失战争主动权。

鸦片战争与民族兴亡的联系，是通过清末教科书建立起来的。清末最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从日本编译过来的。当时清政府推行新政，虽采取教科书审定制度，但并不严格要求学堂一律采用官方审定的教科书，学堂几乎可以自行决定选取哪些教科书，所以清末最流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大多来自日本。影响较大的有《支那史要》和《东洋史要》等，于1902年前后译介到中国，用作学堂教科书。前者提及了《南京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割地、五口通商和领事裁判权等内容，但没有分析其影响。后者的作者是著名的日本东洋史一代宗师桑原骘藏，王国维亲自作序，号称“可谓东洋史之善本”，梁启超评价：“此书为最晚出之书，颇能包罗诸家之所长”“繁简得宜，论断有识”，直到数十年后，傅斯年留心观察中国史教科书的编写后，发现“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可以说这本书奠定了中国数十年的历史教材大纲。

《圣武记》，昭萍敖星煌重刊本，一函十册，清魏源撰。该书记述清王朝建立至道光年间的军事历史，在其中附有《夷艘寇海记》，准确指出了战争的导火索为鸦片走私，但当时国人的分析往往局限于战争具体问题，未能看到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历史带来的巨大影响

在桑原骘藏笔下，鸦片战争是“近世期”的历史事件，这是欧人东渐的时代。这一时代分为三篇：第一篇“大清初业”，第二篇“大清经略塞外”，第三篇“英人东渐”，此时爆发了鸦片战争。在这一篇中，鸦片战争只是欧人东来后的一个一般性冲突事件，在他的笔下，英国人当时与亚洲多国爆发了一系列冲突，鸦片战争只是其中一个，对中国历史进程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且文字记载十分简略。

1903年后中国开始自编教科书，首先由商务印书馆推出“最新教科书”系列。这些国人自编的历史教科书往往对鸦片战争的过程叙述较为详备，但与日人编写的教科书一样，对战争的影响也未提及，最多简要地介绍一下《南京条约》的内容。可见，在当时国人认知范围中，鸦片战争的确是英国人为代表的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一个重要事件，但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主权、利权的逐步丧失正是源于这场战争，清末国人对鸦片战争影响最深刻的评论，不过一句“由是国势遂衰，内忧外患交迫矣”。

清刻本《东洋史要》，桑原骘藏著，樊炳清译，线装2册。该书在1902年前后被翻译引入中国，作为学堂教科书风靡一时。按桑原骘藏的观点，鸦片战争只是欧人东来后的一般性冲突事件，对中国历史进程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鸦片战争的地位逐步提高

在距离历史事件越近的年代，人们固然更容易获得一手资料，但众多历史事件纷繁复杂，反而不容易抽丝剥茧条分缕析，从一条条线性出现的历史事件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在当时人看来，清末一系列中外交涉事件非常繁复，鸦片战争是其中一个，甚至不是最早的，因为当时的教科书把康熙时代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和一百多年后的《南京条约》看成一类事物，都是中国和西洋人的交涉事件，如果按照这些教材参照的桑原骘藏的研究，中外交涉的历史一直追溯到大明对葡萄牙的澳门交涉乃至元代泉州蒲寿庚家族进行的海外贸易，自古以来的事情，自然不会觉得鸦片战争是什么特殊的大事。

直到民国成立，国人才对历史教育重视起来，要求“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在培养共和国民的宗旨指导下，鸦片战争的地位逐步提高。教科书开始教导学生，鸦片战争之后，鸦片烟毒流遍全国，此后中国人在西方沦为鸦片烟鬼形象，令人痛心疾首。

民国成立后，一直到20年代后期，整个北洋时代，无论南北的教科书中对鸦片战争的影响，主要是从“鸦片烟泛滥”方面来论述的。尽管这些教科书会提及《南京条约》中的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内容，也提及法美等国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但无论教科书的编写者，还是权威的历史学界，都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的划时代意义，好像鸦片战争仅仅引入了一种毒害健康、损害中国人形象的毒物，对战争可能引起的其他社会变革没有注意。在清末民初史家看来，《南京条约》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对鸦片输入进行限制。如果鸦片战争后签订条约时，国人有机会对鸦片烟的输入有个限定，使得烟毒不至于泛滥流毒全中国，似乎这条约也就显得不那么恶劣了。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官方论述中，鸦片战争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南京国民政府是挟着大革命的余威而来，在官方意识形态上强调三民主义，较之北洋政权有更强的民族主义情节，而历史论述自然也成为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国民党对中学历史教学提出了新要求，强调初中要“研求中国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其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高中要“注重历代外交失败之经过及政治经济之问题之起源，以说明我国国民革命的背景，指示今后本国民族应有之努力”。

此时出现的几种有影响的中国近代史，如陈恭禄、李鼎声、蒋廷黻与李平心等的中国近代史作品，无一例外，都从鸦片战争讲起，尽管他们持有不同的立场，左翼学者的立场已经从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世界扩散开始书写中国近代史，而亲欧美派学者如蒋廷黻对中国近代社会仍有自己的看法，例如他不那么喜欢林则徐，却为琦善叫屈。但这些学者纵使对具体的历史人物有不同的观点评价，但都认为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左翼学者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入侵与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开始，而蒋廷黻等人认为这是中国接受西方现代化的开始。其中左翼历史学者李平心的话令今天的读者一定十分亲切：“鸦片战争确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浪潮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道路，在革命经济上，在阶级阵营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

1944年7月，孔祥熙（左）和蒋廷黻（右）在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合影

当然，较之学术研究的前沿观点，教科书的观点总是要滞后一些，大部分教科书虽然仍未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一直到1949年，大部分历史教科书还把明末清初作为近代史起点） ，但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转折点”的看法逐步彰显。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金兆梓的《高中本国史》，即以“满清外交失败第一步：江宁条约”为题来描述鸦片战争，对战争的经过与《南京条约》的内容做了详细介绍，并认为其中“协定关税”对中国影响最大。这本教科书开始确立了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始：“中国自清代后半期以至今日之局面，皆由清政府与欧美日本各国所定不平等条约有以致之，而首定此项条约者则为英国”，“且自此约定后，法美等国，亦均援英例订约，于是满清之统驭力失坠，中国门户洞开，实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第一幕。”

此后的历史教育逐步走向我们今天熟知的模式，以“不平等条约的缔结”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等为中心来详述鸦片战争，越来越强调了中国战败和《南京条约》中的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始，《南京条约》是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此始

在20世纪30年代众多有影响力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涌现的同时，郭沫若的一部中国古代史作品也问世了，这部叫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作品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西周以前为原始公社制，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这四种社会经济形态，再加上必然到来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相一致，从而表明中国社会符合马克思在其关于欧洲的研究中所发现的历史发展的“普世”法则。

郭沫若、许广平和侯外庐（从左至右）从香港搭乘“华中轮”赴解放区途中合影，摄于1948年11月

随后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延安与范文澜等历史学家讨论研究，发表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影响深远的作品，明确提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这一系列作品形成了经典的“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近代史叙事，所谓三大高潮指太平天国、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则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一切的源头都是鸦片战争，而这一框架至今仍是中学课纲或大学近代史纲要课程的经典论述。

鸦片战争在西方历史著作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体现了西方话语中，西方列强对停滞的老大帝国的冲击。马士等老派学者认为英国发动战争完全正义，后来的学者固然承认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但仍然认为这场战争赋予了中国革新的全部动力，这一“冲击—回应模式”在西方学界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才受到挑战。而在中国人的鸦片战争论述中，有一个清晰的线索。人们逐步意识到，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完全不同了。此前的中国是独立的国家，此后的中国逐步沦为了洋人的朝廷。《南京条约》完全是英国单方面从中国攫取权力和利益，中国没有得到任何相应的好处，而战争的导火线也很明确，是中国官员的禁烟行动。鸦片的危害自不必多说，更何况林则徐人格高尚，德才兼备，行为实属正当，国人何其无辜。这场战争就成为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始。在这种苦难叙事中，国人对国家独立的追求，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终于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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