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中途离场，中国当年如何造出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我国原子弹研究元勋朱光亚哭成了泪人。

他看着一朵蘑菇云从大西北的戈壁上升起来，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这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醉酒。

许多人活在《人民日报》里的群众，都只会记住我们不怕千难万险攻克难关制造出原子弹，却不会去留意这朵蘑菇云的腾空而起对一些人意味着什么。说真的，中国研制原子弹实在是太艰难了。

三流国家要造原子弹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面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时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但美国真要用原子弹轰炸你，你怕不怕？1950年12月，美联社播出一条重要新闻，“杜鲁门总统于11月30日表示，美国正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断挥动核大棒恐吓中国，让毛泽东意识到，要反对核武器，就得自己先拥有核武器。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发展原子能事业被确定为我国重大战略决策，这是我国原子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可是，决定要做原子弹和真的做原子弹又不是一回事。当时的中国建国没几年，外有西方国家进行的封锁，内部百废待兴，从国际地位上或许还能争一争二流，在综合国力上却是毋庸置疑的三流弱国。

而原子弹却是当时一流强国垄断的“高端技术”。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四大国共同筑牢的技术壁垒下，小国想要独立发展原子弹，打破大国的封锁，简直是天方夜谭。

高新技术哪是喊几句口号就能跨越式发展的。一个中兴事件就让整个中国不淡定了，芯片技术仍然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老虎一发威，你就只能认怂。70年前制造原子弹更是如此。

当时，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单单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造出原子弹。这不是人家对我们怀抱偏见，按照规律来讲就是如此。

还好我们跟苏联老大哥关系紧密，要掌握原子弹制造的核心科技，我们还得找关系、抱大腿，让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造原子弹。苏联的态度十分尴尬。1954年10月，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到北京，毛主席问他，能否在核武器方面给予中国援助。赫鲁晓夫一脸震惊，他认为，光是发展核武器需要的电力，中国都不具备。

苏联不答应，中国造原子弹的事情就没进行。制造原子弹必需的材料、设备、仪器、技术工艺等，我们都得找苏联老大哥要。

经过两国之间的反复磋商，1957年10月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正式把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项目的写入协定。几个月后，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里，由苏联援建的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使用。所以中国实质意义上的原子弹研制应当从1957年，苏联决定在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援助中国时开始。

原子弹这么核心的技术，你以为苏联真的会心甘情愿、主动交给你？兄弟感情是兄弟感情，国家利益是国家利益，大家看得都很清楚。苏联方面在传授原子弹制造理论方面，能藏就藏，能推就推，防中国人如防小偷。

1958年7月，在中方的反复要求下，苏联终于派来了几个原子能方面的理论专家，就原子弹制造的一般原理给中方做报告，时间只有1天。制造原子弹的原理极其复杂，三个人怎么可能一天内讲完。更何况这个会议级别很高，中方仅允许几个人参加，只有钱三强是懂得技术的官员。

苏联专家故意噼里啪啦讲的很快，这边在黑板写，那边擦掉。翻译根本来不及翻译，钱三强也自己逃出小本本拼命抄笔记。苏联专家一个劲地提醒：不要记，不要记！等原子弹教学模型来了，自然会有专家来指导你们。

好不容易抄了一部分笔记出来，拿回去一对，发现都是美国公布出来的基本道理，这都没干货！

就在中国的原子弹制造一瘸一拐步入正轨之时，中苏关系恶化，中苏短暂的蜜月期结束了。苏联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相关技术、设备、模型、图纸，来支援的苏联专家也被撤回国，到1960年8月，来自苏联方面的对原子弹研制的援助完全停止。

596工程：军方的强势支持

箭在弦上，中国的科学家只能硬着头皮自己上了。苏联通知中国将会停止援助的信函是在1959年6月发过来的，所以中国首枚原子弹研制工程就干脆被命名为“596工程”。

▲ 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

中国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时期刚好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在1961年，因为之前的“大跃进”，全国经济困难，吃饱饭都很困难，这个时候就有人提议要不原子弹先不搞了。先下马，等国家缓过来再继续，这一观点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不过主张上马的人不这么看，这些人主要是以陈毅、聂荣臻、叶剑英、贺龙等为代表的军方高层。他们认为要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原子弹研究不能暂停，要是现在停下来，就等于荒废之前的基础，等再上马的时候就得从头再来了。

陈毅元帅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刘少奇这时建议要先把原子能工业的情况摸清楚再决定下一步，陈毅就找到他的老下属张爱萍交代调查任务。张爱萍当时主要管的是核基地建设，原子弹的事情不懂，所以一开始有点不愿意。陈毅倒是很直接：“不懂你不会学啊，谁一生下来就会？”

▲ “两弹”元勋邓稼先

张爱萍就这样接受了调查任务，他找到了几位工业部门的领导和核物理的专家组成了调查班子，朱光亚也是其中一员。

他们的调查报告得出结论，中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关键不在于投入，而在于组织协同；不在于投入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挖掘各部门的潜力；不在于争论上马下马的利弊，而在于如何行动，并指出，如由中央和国务院出面，统一协调各方力量，进行全国性的大合作，那么在1964年进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报告还把搞原子弹需要的钱算出来了，这项工程共需人民币787万元，折合为110万卢布，120万美金。

这份句句是重点的报告为之后原子能工业的高效发展定下了一个基调。

1962年，在报告递上去差不多一年之后，备受煎熬的张爱萍终于等来了消息。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中央要有专门的机构来抓国防工业，1962年11月3日，“专门委员会”成立，领导原子能研发。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全方位地为原子弹研制工程保驾护航。

中国原子弹之父并不是某一位科学家，而是这支优秀队伍中的所有科学家。

左上：王淦昌；左下：周光召；右上：彭恒武；右下：朱光亚

那声巨响

搞原子弹没有核原料不行。为了早日取得粗铀原料，国家一边加快建设大厂，一边组织进行土法炼铀。

从1959年开始，云南临沧地区，当地群众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用石臼子破碎、箩筐筛选、豆腐包过滤、铁锅烘干等办法，在大厂未建成之前就得到了150吨粗铀原料。

这些原料再经过进一步加工，完全满足了我国头两颗原子弹所需要的核装料，从而为整个工程争取了一年的宝贵时间。终于于1964年，一颗完整的原子弹在工厂被组装起来了，并于8月份运到了试验场。

1964年9月，中央开始考虑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机。9月25日，张爱萍、刘西尧向上面汇报了第一颗原子弹实验准备工作进展，9月27日，他们返回基地，向同事们传达了中央专委第九次会议精神，并在他的帐篷门上写了个巨大的“响”字。

10月9日，原子弹试验委员会根据试验场区的天气预报，建议将试验时间定在10月15日到20日之间。10月10日，张爱萍签署了一份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及试验时间建议的报告，交给李旭阁，由他飞到北京交给周总理。

▲ 张爱萍在向中央报告原子弹试验结果

6天后，那朵承载了多少人心血和汗水的蘑菇云在大漠里升起。

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孟昭瑞用林哈夫相机拍下的原子弹爆炸成功

参考文献：

孟昭瑞：《中国原子弹上马的曲折经历》，《今日科苑》，2009年第1期。

余建斌：《两弹元勋朱光亚：中国原子弹爆炸当天走错了路》，《今日科苑》，2011年第12期。

聂文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历程与重大意义研究综述》，《西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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